【故紙堆里尋安全】叁：放太甲于桐宮，未道鳴條作網羅

瓶頸之危，宛若魔咒，在每一個朝代興起的時候，總能給意氣風發的帝王們當頭棒喝。

秦朝傳到二世，國祚不過14年，便遭到了劉項攻擊而滅亡。隋煬帝暴虐，至他隋朝也不過三十七年。五代和元朝亦是如此，即便是強大的唐、漢，均在開國建基后不久便遭遇到了政權危機。

這便和中國傳統花瓶般，瓶頸之下便是廣闊的空間。但如果不能順利通過瓶頸，很可能面臨朝代終結的危險。

瓶頸之危考驗的不是開國帝王的文治武功，而是二代、三代繼任者的德行與智慧。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下，權力的高度集中與監管失位，是瓶頸之危產生的根本原因。一般地，開國帝王出生入死，即便深居安逸的皇宮，也還保存著謹慎的作風。而他的后代們，則以天下太平的心態和驕奢淫逸生活斷送了江山。

度過瓶頸危機，需要統治階級內部自我更新和救贖，即領導人的政治自覺外，是否有所擔當和作為的人中流砥柱般堅持道義和真理，即所謂的“法家拂士”。為此，孟夫子曾有這樣的論述：

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孟子·告子下》

如果將這樣的情形放在當今生產經營單位，從安全的角度講，國君帝王便是企業的董事長或者總經理，而“法家拂士”就是專司安全之人。很明顯，雙方的高度、地位、職權均不匹配，企業的“法家拂士”們很難有所作為，在權力的組織框架內，他們是很難有所作為的。

這是企業盈利與成本的博弈，也是現實與發展的沖突，更是企業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之間的矛盾。面對巨大的金錢誘惑，就如同人的惰性與享樂之風如帝王般觸手可及的時候，用什么樣的行為方式，完成對他們的思想改造和行為糾偏，對朝代的延續和社會的安定，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

“放太甲于桐宮”，發生在商朝，在中華民族第一個有確切記載和實物勘驗的朝代中，就給出了經典的回答。

大禹之后，他的兒子啟建立了夏朝，將公天下改為家天下，傳十四代十七王。至十三代帝王孔甲之時，江山已經搖搖欲墜了，夏桀即位，他更暴虐無道，荒淫無恥，“賦斂無度，萬民甚苦”。

瑤臺裂帛成為夏桀揮霍享受的標志性事件。桀的后妹喜天生麗質嬌艷比如，所謂“眉目清兮，妝霓彩衣，裊娜飛兮。晶瑩雨露，人之憐兮”。一次偶然機會，她發現名貴綢緞撕裂的聲音無比悅耳，于是帝桀便命人在他奢華無比的宮殿瑤臺中“裂帛”來取悅妹喜。

驕奢淫逸往往需要暴政的實施來維護歌舞升平和天下太平的虛假景象，但也會有正義之士挺身而出直諫君王的，關龍逄就是其中的一位。

酒林肉池邊，關龍逄手捧黃圖常立不去。所謂黃圖就是一種地圖，關龍逄想借此說明形勢危急，進諫夏桀應多關心朝政。可惜夏桀根本不理會關龍逢的意見，甚至對關龍逢的存在表示了極大不滿，不僅撕毀黃圖，還將關龍逢以“妖言惑眾”的名義問罪殺害。

四十年后已經是滄桑巨變，但關龍逢遭遇不測的往事還是讓伊尹不寒而栗。

伊尹出身卑微，母親只是一個地位為奴隸的采桑女，他也只能以伊水為姓。因為常年生活在社會底層，他十分了解民眾的疾苦，成年后特別崇尚三皇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當時正好商湯欲圖霸天下，于是三次前往他的居住地莘國去聘請他。

如同對頑固性和習慣性違章難以杜絕的情況一樣，盡管有伊尹等賢人的大力支持，商湯用了二十年時間，與夏桀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戰爭，最后才憑借鳴條之戰一擊而成，驅逐夏桀逃離京師夏都（今山西夏縣），取國號為商。

湯之后，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四代君王均拜伊尹為帝師。但在太甲朝，歷經三四十年的商王朝時間之窗被打開，瓶頸之危爆發，伊尹遭遇了與關龍逢同樣的尷尬與境地。

成湯之后，兩任地王外丙、仲壬的意外早夭，讓衣食無憂的太甲，在缺乏歷練和系統治國理念培養下，過早的成為一國之君，并在登基后，將所有的帝王惰性和帝王之后的享樂心理完全暴露無遺。《史記·殷本紀》中記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

身受三王重托的伊尹進退兩難。進言，或許就和關龍逢下場一樣；緘默，并非是為人臣子的本分。歷史上明哲保身也是一種態度，但卻是個人主義的處世哲學，也是怯懦的表現。除此外，伊尹最大的心結就是從征伐桀紂時期的對立者變為維護政權顏面的維護者。從王權或者皇權的角度講，對外伊尹最大的工作就是文過飾非、粉飾太平。

伊尹是心懷天下的人，以天下江山社稷和蒼生為計，其所要求僅僅止于簞食豆羹一頓飯而已，但他看待權利，甚至是普天之下歸其所有，他卻覺得十分渺小和不值一提。

于是對于太甲，他做出了史上第一次大膽的行動：在成湯王墓旁，修建了一所茅屋，稱之為桐宮，并把太甲幽禁于此。而他則與大臣們共同主持朝政，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共和執政。

與貶為庶民無異，在桐宮，龍子狴犴的太甲開始了對人生和命運的深刻反思。“圣謨洋洋，嘉言孔彰”，每日里他讀著伊尹為他所做的《伊訓》、《肆命》、《殂后》三篇議政文章。其中，《伊訓》是伊尹對他的告誡，《肆命》是教他怎樣當政，《殂后》是商湯的法律制度。

伊尹是用身死名裂的方式挽救岌岌可危的成湯王朝，或許也只有伊尹擁有這樣的胸襟和格局。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同時也是對自身修為的極大提升。以完美的人格品質，排除得與失在他心中的干擾，榮與辱在他身外的糾纏，不因困窘、得志、利益而喪失初心，用不斷提升的道德水平和理想信念作為強大支撐。

因此，太甲被廢黜，開“廢君”先河，但天下人并沒有人因此而怪罪伊尹，甚至連被黜的太甲都不以他為僭越和獨斷專行。

七年之庠，讓太甲脫胎換骨。伊尹用帝王之禮把太甲迎回都城，還政于太甲。太甲也沒有讓天下人失望，二次即位后，太甲勤修德政，以身作則，天下歸心，百姓安寧。后世也給了他較高的評價：太宗。

伊尹死后，太甲的繼任者沃丁以天子以禮葬之。后來宋朝的蘇軾評價此事時說，“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

蘇軾大膽批判了以借慣例而因循守舊的人，以個人榮辱和得失而忘記自身職責不敢擔當的人，工作中瞻前顧后、被眼前利益蒙蔽和收買的人。

毛澤東早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讀書時，就對伊尹及其功績非常了解。1913年10月3日，毛澤東在讀書筆記《講堂錄》中就三次提到伊尹。毛澤東寫道：“伊尹道德、學問、經濟、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專制之代，其心實大公也。尹識力大，氣勢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義，首倡革命。”這些話，雖然是課堂讀書筆記，但是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伊尹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贊揚。也可以說，這段話，對現在安全監管工作者依然具有督促和鞭策的力量。

試想，一個立足長遠、心憂百姓，又能為國家或者企業度過最艱難的瓶頸時期的人，又何愁沒有美好未來呢？